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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大喊着拒绝生孩子的同时，中年人正排队等在生殖中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的不孕不育率高达18.2%，意味着每五六对夫妻中就可能有一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由于不孕症群体相对沉默，数据很可能更高。
唐荣欣从事临床工作30年，2006年起转向生殖科，专攻不孕症研究。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她每天要接诊接近30名患者，普遍年龄在35岁到45岁，抱着几乎相同的目的前来。
女性患者大多患有卵巢功能衰退、输卵管疾病等常见疾病，还有很大一部分，面临因年龄导致的生育功能下降，比如结婚晚且不积极备孕的夫妻，以及早年丁克，如今又想生孩子的人。男性患者的处境同样不容忽视，在所有不孕不育病例中，男性因素导致的至少占到30%。
顺利的人单周期就能接到孩子，不幸的则要不断重复促排卵、取卵、移植的过程，不停地做B超检查、抽血化验，每天给自己注射药物。唐荣欣见过的最让她揪心的病人，已经在助孕这条路上走了10多年。她接诊的年纪最大的患者，也已经49岁。
对有生育需求的人来说，时钟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但社会上对于生育的科普还远远不够。很长时间里，大家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女性只要没绝经，就还有生育能力。想要孩子的人将试管婴儿作为最后的退路，事实上，试管婴儿并非万全之策，成功率只有约50%。
基于此，唐荣欣写下《种下一粒光》，用20多个亲身经历的病例，试图帮大家厘清生育的过程，消解现实的误区。
我们与唐荣欣医生聊了聊，发现生育这项能力，比我们想象得更加脆弱。以下故事根据唐荣欣本人讲述，以及《种下一粒光》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我做了30年临床，同时也目睹着生育能力的衰退。
从1980年至今，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正常男性精子浓度的参考下限已经下调了近25%，门诊上遇到多囊卵巢综合症、卵巢功能衰退的女性患者比例也逐年增加。不完全统计，每3位来生殖中心要求做试管婴儿助孕的患者中，就有1位患有卵巢功能减退。
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生活方式的改变，悄悄推动了一系列变化，生育就在隐秘的转角处。
生殖科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过大的压力会导致不孕，至少会延长不孕治疗的周期。包括现在年轻女性频发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压力是元凶之一。
我有一个观察，上海本地的患者，治疗过程相对困难，反而周边地区来我们这里看诊的患者，虽说卵巢功能很差，但也比想象中容易成功，究其原因，可能与大城市的环境、压力以及饮食息息相关。
从现实情况考虑，压力还可能会导致情绪性进食，继而导致肥胖。很多人都看轻了肥胖的影响，无论男女，肥胖都会致使其生育能力下降，乃至不孕不育。肥胖父母所生的孩子，成年后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亦高于正常人群。
此外，抽烟、饮酒、高温，乃至现在流行的过度防晒，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育能力，再加上晚婚晚育，年龄又抡来一记重锤，到生殖科求诊的患者与日俱增。几乎所有生殖中心的患者，平均年龄都在35岁以上。
生殖中心专注和“生育”有关的事情，又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妇科内分泌疾病和激素变化，各种类型的月经失调、卵巢早衰和与生育相关疾病的检查治疗也在我们的诊治范围内。
比如书中提到的林慧，她就是来我们科室做孕前体检，我询问了她的病史后，才发现她更应该做不孕症检查。那时她30岁出头，结婚一年多，积极备孕，却始终没怀上孩子。
这样的情况在医学上已经属于不孕不育的范畴——夫妻规律性生活1年以上，未避孕且女方未妊娠。当然，高龄女性（超过且包含35周岁的）认真备孕但半年不孕的话，同样也需要及时问诊。
不孕不育症的诊治，是生殖科的日常。生殖科或许不像产科那么危急，不孕症也不是性命攸关的疾病，但生育承载着种族延续、文化传承乃至公共管理等巨大意义，迫使它必然会被从私人领域中“拉扯”出来，被公开讨论、甚至评判。
在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因为生育过程的不顺利，不孕症患者普遍敏感、焦虑，甚至自卑，他们往往沉默，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我讲出这些故事，也是想告诉那些有着不孕不育经历的人，你们的痛苦是可以被看见、被探讨、被分担的，你们并不孤独。
我国规定，在婚姻存续阶段，夫妻中至少一人患有不孕或反复不育，可以寻求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比如人工授精，或者试管婴儿助孕。
不孕的原因千差万别，通常来讲，到我们生殖中心求诊的女性中，约70%都是正常反应患者。她们都在育龄期，卵巢功能不错，不孕的原因也相对简单，比如输卵管问题或男方因素，单周期移植成功率高达60%。
在众多导致不孕的因素中，最让人无助的其实是年龄。
“时间”的概念，在生殖科门诊格外突出。只要迈进这个门槛，哪怕只是动了备孕的打算，时钟就好像已经悬在头上了。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36岁之后，女性的卵巢储备呈现每2年下降一个档次的趋势。从结果上看，38岁以前的女性，助孕成绩都不算差，38到40岁也还不错，40到42岁还有一定的成功率，42岁以后就很难了，45岁以后几乎是没有可能了。
2008年，唐荣欣（右）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应用20周年庆典
所有来生殖中心求诊的人，都是为了孩子。走到试管婴儿助孕的阶段，她们往往也已经在求孕这条路上，经历了不少坎坷。
像我书里写的第一位患者，李立，她就走得格外艰辛。
李立找到我的时候，马上就44岁了。10年前，她生下大女儿，此后一直备孕二胎，始终没有怀上。后来检查发现她的丈夫有弱精症以及染色体异常，这种情况下，李立即便自然怀孕，也有50%的概率流产。
决定做试管婴儿后，李立先后取卵6次，移植6次，其中第五次移植得以怀孕，无奈胚胎停育，她又做了清宫术。直到第六次移植，她才如愿以偿，接到命运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儿。
唐医生会为患者准备一张“毕业证”
我见过很多像李立这样的患者，比她艰难的大有人在，为了生孩子“走火入魔”的也不在少数。我所经历的极端病例，是42岁的患者累计取卵17次才得以怀孕，还有患者每天都来生殖中心，却迟迟不做下一步的计划。
我能理解她们的焦虑和害怕，毕竟生育并非小事，生与不生，都牵扯着一系列问题，也关联着无数变化——夫妻感情的变化，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对未来的再规划，都与那个尚未成型的小婴儿息息相关。
我们的患者面对的，是包括生育以及不能生育在内的一切焦虑，是极大的经济压力，以及带有一定压迫性的社会期待。
人类的寿命正在延长，但生育能力并不会一起增长。我不会劝那些45岁以上的患者再折腾自己，但我每次看到那些三十七、八岁的，在诊室门口犹豫徘徊的患者，还是忍不住会为她们着急。
就像我最近接诊的这个患者，她已经39岁了，本身有子宫腺肌症，一直没怀过孕。她本来打算丁克的，但家里一直催，再加上年纪大了后，想法也有所改变，于是找到了我。我一看她的自身条件，就劝她直接做试管，别犹豫了，时间太宝贵了。
我接诊的很多患者，都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导致自然怀孕困难。还有些时候，夫妻俩不着急生孩子，家长反而急得团团转。
我有个印象深刻的患者，她每次来做检查都和妈妈一起，到了缴费的时候她就看她妈，“你来付钱”，语气也比较强硬，好像在说“你催我生，你就出钱”。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常会接触到很多工作之外的信息，看到形形色色的家庭关系和各色各样的夫妻模式。大部分时候，我不会过问患者的私事，除非她主动和我讲述，或者已经触碰到了职业底线。
我有一个患者，做试管的时候，她和丈夫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某次移植时，居然让她的弟弟来代替丈夫签字，被我发现并及时制止了。我们国内做试管婴儿必须要有双方的结婚证，需要丈夫知情、同意，才能继续移植，所以她这样做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时她已经40岁了，或许她并不在乎那个男人，她只想要一个孩子。
新生命降临的过程中，生理条件便决定了男女所面临的情境本就不同。
孕育的过程由女性承担，孕育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变化也都由女性承受，一旦发生不孕不育的情况，众人的目光也多集中在女性身上。
我曾遇到一对8年未孕的夫妻，他们找到我时，说的是妻子患有输卵管梗阻，要求做试管婴儿，但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丈夫同时患有无精子症。我非常震惊，明明夫妻俩都受过高等教育，却依旧没想过夫妻双方都进行检查和治疗，白白耽误了8年时间。
要知道，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本就是不平等的。
45岁对男性来说还算“壮年”，男性的生育能力可以说伴随终生，条件允许的话，男人可以治疗到五六十岁。但女性不同，进入围绝经期就基本丧失了生育能力，即便做试管婴儿，成功率也是微乎其微。
上海市规定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年龄上限是男性55岁、女性50岁，现实中，我接诊过的年纪最大的女性患者已经49岁，她在我这里做了三个周期的治疗，又转去别的医院，结果其实显而易见了。
因为生育本身的复杂性，不孕不育也不再是寻常的医学问题。
生育这个看似自然的行为，已经被深深嵌入了权力关系的结构中。它不仅是爱情的结晶或生命的延续，更是一个家庭内部资源、决策权、社会期望和个人自由之间复杂博弈的焦点。
趋向平等的家庭，通常会在生育过程中表现出尊重、共担的一面；在关系不平等的家庭中，则更容易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与牺牲。一旦找到不孕不育的根源，势必也会影响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
我此前在人工授精门诊实习过，那里的情况都是妻子健康，丈夫患有无精症或染色体异常等疾病，我当时的老师还开玩笑，“你看看这些女性都趾高气昂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态度，但生育所牵扯的权力博弈，或许可见一斑。
事实上，在所有不孕不育病例中，因男性问题导致的至少占到30%。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夫妻一定要一起检查、综合评估，不要等女方来来回回检查了个遍，遭了无数罪，才想起来男方。
我们都知道，接受试管婴儿助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过程中，女性必然会承受一定的痛苦与压力。
她们要不停地做阴超检查，抽血化验，每天给自己打针，承受取卵和移植手术的痛苦，坚持吃保胎药，焦急地等待命运的抉择。如果没怀上，所有的痛苦就要再重复一遍。
但我问那些女性患者的真实感受时，她们告诉我，相比于精神的折磨，肉体之苦根本不值一提。她们会下意识地担心，如果连试管婴儿都失败的话，她们必然会面对家人的失望，甚至埋怨。
我在书中写到的杨柳，接受了4次胚胎移植，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取卵手术时，她没有麻醉，强忍着疼取了19枚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得知取卵结果后，她叽叽喳喳地，像个小孩子一样，冲着丈夫不断重复，“老公我厉不厉害”。
后来在书写她的故事时，我努力地回想她当时的感受，或许反复妊娠失败的经历给了她极大的挫败感，她迫切地需要一点肯定，想以此证明“我是可以做到的”。回忆起来，她当时的表情，也让我无比心酸。
还有不少患者，哪怕怀孕后也焦虑到“玩尿”。一位患者把每天的验孕结果贴到一张纸上，看着两条杠的颜色一点点加深就很踏实，一旦有天颜色没变，她就急得不行，“医生我怎么不恶心了，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反观男性在助孕治疗时的经历，要轻松许多，有男性患者对我说，他们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旁观者——从流程上说，必须丈夫出现的场合只有3个：进入取卵周期前签字同意，取卵当日配合取精，以及胚胎移植当日签字确认。
哪怕是因男性因素导致的不育，女性所经历的痛苦也不会就此减少。在这个时候，如果丈夫还不能给到充足的关心与支持的话，夫妻关系必然要出现裂痕。这么多年来，我也见过不少在助孕过程中离婚的夫妻。
前几天我接诊的一对夫妻，妻子本身有多囊，一次性取了20多枚卵，可想而知她肯定会不舒服的。但她捂着肚子出来时，她丈夫却对她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越是在这种时候，那些始终牵着手面对困难的夫妻，反而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地闪着光。
比如我此前遇到的薛妍夫妻。薛妍先后做了6次宫腔镜手术、2次清宫术、5次胚胎移植，为了生孩子简直受尽苦楚。她和我说，其实她的丈夫早就不想继续试管了，觉得两个人过一辈子也挺好，是她一直坚持。她说：“我先生对我太好了，他越这么说，我越是想给他生个孩子。”
说完这句话，那个每次检查、每场手术都默默陪在她身边的男人就从诊室门口进来了。
1988年，我国第一位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出生，此后37年，我国试管婴儿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很多患者来找我，会下意识问我，“这个病能治好吗？”他们以为这个病像感冒一样，靠吃药就能治愈。事实上，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如输卵管梗阻等，我们可以解决，但衰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从38岁重回36岁。
上图：2008年，“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教授（右）在给唐荣欣签名
下图：2008年，唐荣欣与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
我有个患者，今年46岁了，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哭得一塌糊涂，说自己又失败了，全家人的期待又落空了。我告诉她，这跟期待没有关系，这就是现实。她不仅高龄，还有子宫肌瘤，本身又是肥胖的状态，任何一个因素都足以“致命”，但她还是想不清楚，总觉得自己是有希望的。
她还一个劲地跟我说，“要是弄成了，我给你送个大锦旗”，我说不用，你要是能怀，我都能写一篇文章了。
有人会说，新闻上不是还有五六十岁还怀孕的事例嘛，殊不知新闻正是因为稀有才是新闻。
网络上关于“67岁产女”的报道
现实中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图源齐鲁晚报·果然视频）
互联网的发达让许多繁杂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对于试管婴儿技术，我们也还有很多朦胧的误解。
做试管婴儿有四个阶段：促排卵、取卵、胚胎培养、胚胎移植。单周期从取卵到移植总的费用大概在2万到3万。在上海的话，部分项目进了医保，能覆盖3个周期的治疗，医保可以负担一部分；长三角其他省份也有医保覆盖，但是具体比例要看当地。
不少人认为，做试管婴儿要一次次将长针刺进阴道取卵，有博主将这个过程描述地极其血腥恐怖，导致不少患者望而却步。事实上，只要患者的卵巢位置正常，对疼痛有一定的耐受性，取卵的感受和打针差不多。如果患者过度敏感或实在害怕，也可以选择静脉麻醉，睡一会儿，手术就结束了。
有人以为做试管可以指定性别，上来就要求我们给他“做个儿子”，这在国内是严令禁止的。有人在网上看到三代试管技术好（指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一到我们这儿就要求做三代试管。但是高龄女性要不要做三代试管，始终是存在争议的，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
还有人听说试管婴儿可以做双胞胎，一来就要求我们植入两个胚胎，其实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单胎妊娠是最适合人类的孕育方式，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当仅能维持单胎孕育的子宫挤进两枚胚胎，母亲在孕后期乃至产后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威胁生命。
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是第一次移植，我们一般只移植一枚胚胎，除非她之前有过移植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自身条件很不好，我们才会一次性移植两枚胚胎，增加成功率。辅助生殖治疗中也有明确规定：避免双胎，杜绝三胎；若有三胎，必须减胎。
2021年底，一对新疆的夫妻来上海挂了我的号，因为两地距离实在遥远，我怕一次不成，两人还要再次往返，当时又是特殊时期，不太方便，在与夫妻俩沟通后，我给这位女性患者植入了两枚胚胎。
没曾想这两枚胚胎不仅成功着床，其中一枚还擅作主张地继续分裂，双胎变成了三胎。那也是我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的故事，当时她没条件做减胎手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她孕19周时，其中一胎停止发育，三胎变两胎，且统统发育正常。
医学是不确定的，很多人因此相信奇迹。但从医生的角度看，其实我不是特别鼓励这样做。
我一般会告知患者，风险是什么，可能取不到卵，可能白取卵，可能花很多钱，或者怀了流产……我是帮助者，但赐下生命的并不在我，我能做的就是告知。也只能是告知，然后就是陪伴。
生命始于偶然。新生命的诞生需要发育正常的精子和卵子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相遇，进而结合、裂变、扎根生长。
试管婴儿技术发展到现在，助孕成功率从最初的5%到了50%，但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疑惑还有许多。好比在不孕的原因分类里面，有男方因素、女方因素，还有一类就是不明原因。不是说它没有原因，而是不清楚，我们找不到原因在哪儿。
只不过，病因固然重要，助孕过程中也不必太纠结原因。我前几天见了一位37岁的患者，卵巢功能已经很差了，但她一直执着做检查，查了整整五年。
我劝她直接做试管婴儿，但她不听，一直做检查，却不往下突破，最终只能是浪费时间。现在开始做试管，哪怕第一次方案失败了，也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有的时候，就是在尝试过程中突然成功了。
直奔主题就好了，求证欲太过旺盛也不是一件好事。不仅是患者，有些时候医生的求证欲也挺吓人的，做各种检查，一定要求证，却忘了解决问题才是首要任务。
生物时钟对女性的不公平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对生育本身，我们也不必过度焦虑。
我们经常在偶像剧里看到类似的场景，女主怀孕后去做人流，医生告诉她“如果流掉这个孩子，你以后都没法怀孕了”。编剧或许不知道的是，不孕症其实是一种实效性疾病，除非患者本身有必然导致不孕的生理情况，比如进行了子宫或双侧输卵管摘除，否则医生也无法早早判定患者不孕——即便是卵巢早衰的患者，也有怀孕的可能，还有患者不孕不育多年，接受助孕治疗后又自然怀孕。
年轻的不孕症患者在进行辅助生殖治疗前，还可以再斟酌和等待，他们中约有25%的人还有自然怀孕的可能。当然，这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需要和生殖科医生充分沟通，进行全面的、个体化的评估。至于年龄大的患者，则要考虑清楚，抓紧时间。
此外，必须要明确的是，试管婴儿并非万全之策，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走进生殖科，你就能拥有一个孩子。
维持生育力最根本的，还是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我也明白，在沉甸甸的现实面前，这条建议显得有些真空，但作为一个生殖科医生，我还是得说：生孩子只是开始，要想好好陪伴孩子长大，自己要先以身作则，健康生活。
我也是一位母亲、一名职场女性，我深知怀孕过程的不易和抚育孩子的艰辛，但我依旧觉得，生育不至于摧毁女人，同样的，不怀孕也不至于抱憾终生。
我写下这本书，不是为了鼓励不孕人群都来做试管婴儿助孕，也不是单纯要鼓动我们早生、多生，而是想告诉大家，生育是一种能力，更应当是一个选项——无论是早生晚生、多生少生，还是干脆不生，我都希望我们有自己选择的余地。
*文中林慧、李立、杨柳、薛妍为化名；除特殊标注外，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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